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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三天后，会议室。

    周慧芳把预算表，推到赵鑫面前。

    手指点着那个数字：“一千五百万港币。赵总，就算拿了戛纳奖，这个数也够拍五部商业片了。而且题材这么敏感，香港本地票房都未必收得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要走国际合拍。”

    赵鑫翻开提案，“用戛纳的奖当敲门砖，拉欧洲制片方入局。风险分摊，影响力做大。”

    “可欧洲人为什么投钱，拍南洋华人的历史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这不仅是南洋华人的历史，”

    赵鑫敲了敲提案第二页，“是全人类殖民历史的缩影。意大利人看过黑手党移民美国的血泪，法国人看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创伤，英国人，他们自己就是殖民者。这个题材，每个欧洲国家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。”

    许鞍华插话：“而且我们，有他们无法拒绝的东西，铁盒里的原始史料。在西方，这种一手历史证据，比剧本值钱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你的计划是？”周慧芳问。

    “分三步。”赵鑫在白板上写：

    1.学术背书

    联络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、南洋大学历史系，组建史料验证委员会。

    把所有文件做专业鉴定，出具认证报告。

    电影不是“创作”，是“影像化的历史研究”。

    2.电影节预售

    用鑫时代在戛纳获奖的声望，直接联系威尼斯、柏林电影节选片人。

    不卖成片，卖“项目概念”。

    三份铁盒史料的影印件、三位幸存者的证言录像、十分钟样片。

    预售电影节播放权。

    3.导演绑定

    首选朱塞佩·托纳多雷。

    理由：他的《天堂电影院》讲的就是个人记忆与时代创伤。

    而且意大利电影界正在反思殖民历史。

    “如果托纳多雷不接呢？”顾家辉问。

    “那就找贝托鲁奇+是枝裕和组合。”

    赵鑫写下第二个名字，“贝托鲁奇擅长宏大历史叙事，是枝裕和擅长静默中的伤痛。两人联合执导，本身就是话题。”

    黄沾笑了：“你这是把电影当政治工程做啊。”

    “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政治。”

    赵鑫神色严肃，“日本右翼媒体，已经开始攻击《槟城空屋》了。如果我们继续单打独斗，片子可能都出不了香港。但如果是‘意大利大师执导、法国公司制片、三大电影节力推’的国际项目，禁映的压力，就会随之分散。”

    周慧芳终于明白了：“你是用国际合拍来转嫁风险？”

    “也是扩大声量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一个香港导演拍南洋历史，只是‘地方故事’。但如果是国际团队拍，就是‘人类共同记忆’。我们要让这段历史，变成世界不得不听的声音。”

    1980年10月7日，香港大学陆佑堂。

    史料验证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，像一场小型审判。

    长桌上摊开着铁盒里的全部内容：

    四十七张照片、七本笔记、三卷磁带、十二份官方文件、三十八封家信。

    五位历史学者，戴着白手套，用放大镜一寸寸检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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