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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于是她们画了灯塔。贝亚特里斯坦教女儿混合颜色：如何用白色和黄色做出光的温暖，如何用灰色和蓝色做出风暴的冷峻，如何在黑暗中画出那一圈坚定旋转的光芒。

    画画时，贝亚特里斯坦想起伊莎贝尔姑奶奶的日记里的一句话：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小灯塔。不能照亮整个海洋，但可以为附近的船只提供参照。”

    是的，小灯塔。在萨格里什，在葡萄牙的这个边缘角落，她和马特乌斯，和这个社区，就是这样的小灯塔。微弱，但存在；渺小，但坚定。

    1573年春天，恩里克一世国王的健康明显恶化。里斯本的王宫再次充满阴谋和计算。同时，一个新的威胁出现：唐·安东尼奥的支持者在北方城市波尔图集结，宣称他是“人民的国王”，准备抵抗西班牙的吞并。

    萨格里什虽然偏远，但也感受到了涟漪。一支小型军队经过附近，前往南方——说是“维护秩序”，但村民们私下议论，他们可能是去镇压安东尼奥的支持者，或者为西班牙的进入铺路。

    安东尼奥——现在二十五岁，已是一个可靠而敏锐的年轻人——秘密调查后报告：“他们是菲利普的人。军官是西班牙人，士兵是雇佣兵。他们在征用补给，但付钱——用西班牙银币。”

    “付钱比掠夺好，”马特乌斯说，“但这是信号：西班牙已经视葡萄牙为自己的领地了。”

    几天后，更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了：三个陌生人来到萨格里什，不是上次那种官员，而是普通装束，但眼神锐利，问的问题更具体。

    “我们寻找历史文献，”领头的人说，自称是“学者”，“特别是关于早期航海和星象的。我们听说萨格里什保存着恩里克王子时代的遗产。”

    老若昂再次接待他们，但这次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长时间周旋。玛利亚婶婶接替了接待工作，用源源不断的食物和问题来应对问题：“哦，文献？我丈夫的爷爷可能有一些旧纸，但我不知道放哪里了……你们饿吗？走了这么远的路……”

    陌生人坚持要查看“可能有古籍的地方”。玛利亚带他们看了村里的教堂（只有《圣经》和祈祷书）、废弃的学校废墟（真的只有墙）、以及几户愿意展示的村民家（只有家庭记录和一两本宗教小册子）。

    但其中一人在与孩子们“随意”聊天时，问到了莱拉：“你妈妈教你什么？”

    四岁的莱拉已经受过训练。她用天真的大眼睛看着陌生人：“妈妈教我祷告，还有数贝壳，还有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。”

    陌生人笑了，但笑得不自然。“聪明的孩子。她还教你星星吗？”

    “星星是上帝的灯，”莱拉背诵着教她的答案，“晚上亮，白天上帝收起来。”

    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    “玛利亚奶奶。”

    陌生人似乎满意了，或者假装满意。他们在村里过了一夜，第二天离开。但贝亚特里斯坦知道，这次访问不同上次。上次是试探，这次是搜索。有人在系统性地寻找某种东西——也许是阿尔梅达家族的文献，也许是任何可能威胁西班牙宣称的历史记录。

    “我们需要更深地隐藏，”她对核心小组说，“不是分散，是分层。最关键的文献转移到海上——放在‘海鸥号’的隐蔽隔层，马特乌斯定期出海时带着。中等重要的放在几个隐藏点，彼此不知道对方的位置。日常教学只保留最基本、最无可指责的内容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像被迫害的早期基督徒，”索菲亚苦笑，“在地窖里聚会，用暗号交流。”

    “但我们在保护的东西不同，”贝亚特里斯坦说，“不是单一信仰的纯洁性，是多元知识的生存权，是批判思考的可能性，是连接不同文明的理解力。”

    “这些对征服者来说更危险，”安东尼奥指出，“一个顺从的、单一思维的、易于控制的民众，比一个会思考、会质疑、会看到其他可能性的民众更容易统治。”

    是的。贝亚特里斯坦明白了为什么压力在增加：在权力过渡的混乱期，任何可能的异议中心都被视为威胁。萨格里什虽然偏远，但它的历史——与恩里克王子、与早期航海、与阿尔梅达家族的关联——使它成为一个潜在的危险记忆库。

    记忆可以是反抗的种子。而种子必须被保存，直到有土壤可以生长。

    1573年夏天，恩里克一世国王去世。临终前，他任命了一个五人摄政委员会来管理国家，直到确定继承人。但委员会立即分裂：三人倾向菲利普二世，两人支持唐·安东尼奥。

    葡萄牙正式进入继承战争的前夜。

    二、佛罗伦萨的抉择

    1573年秋天的佛罗伦萨，贡萨洛·阿尔梅达走在维琪奥桥的拥挤人群中，感到一种与周围喧嚣格格不入的疏离感。这座桥上的金匠店铺闪耀夺目，商贩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游客和市民来来往往——一个繁荣城市的日常景象，与葡萄牙正在经历的危机形成刺痛对比。

    他六十五岁了，流亡生活已进入第二十三个年头。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：头发全白，背微驼，年轻时航海晒伤的皮肤现在布满老年斑和皱纹。但眼睛依然清澈，头脑依然敏锐，尤其是对葡萄牙命运的思考，从未停止。

    “贡萨洛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。他转身，看到克里斯托旺·德·卡斯特罗匆匆走来。卡斯特罗比贡萨洛年轻十岁，但多年的流亡和担忧也让他显得苍老。

    “有消息，”卡斯特罗压低声音，“从里斯本，通过威尼斯中转。”

    他们找了一家僻静的咖啡馆角落。卡斯特罗展开一封密信，是用他们约定的密码写的，贡萨洛快速解读。

    消息令人心沉：菲利普二世的代理人几乎公开活动，用西班牙黄金收买贵族、官员、教会人士；唐·安东尼奥在波尔图获得民众支持，但缺乏军队和资金；布拉干萨公爵继续犹豫；摄政委员会陷入瘫痪；普通民众恐惧而迷茫。

    “还有，”卡斯特罗补充，声音几乎耳语，“宗教裁判所正在准备一份‘潜在颠覆分子’名单，为西班牙接管后立即行动做准备。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在上面……可能也有我们。”

    贡萨洛闭上眼睛。他想起那些仍在葡萄牙坚持的人：贡萨尔维斯神父，虽然谨慎但继续教学；丽塔，在里斯本维持着残存的网络；以及其他分散各地的“光点”。如果西班牙接管，宗教裁判所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合并，他们的处境将极其危险。

    “我们需要警告他们，”他说，“提供撤离方案。”

    “但撤离到哪里？”卡斯特罗苦笑，“西班牙的势力范围在扩大。法国宗教战争正酣，日内瓦受限于加尔文教的狭隘，荷兰在反抗西班牙统治……欧洲没有多少安全港了。”

    “总有地方，”贡萨洛坚持，“波兰，英格兰，奥斯曼帝国……或者更远：巴西，印度果阿虽然葡萄牙控制，但也许……”

    “果阿的宗教裁判所更严厉。”

    沉默笼罩。贡萨洛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二十三年了，他试图从外部影响葡萄牙，保存知识，促进改革。现在，葡萄牙可能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，而他可能永远无法回家。

    “也许，”他最终说，“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——分散网络，保存文献，培养下一代——现在显出了真正价值。不是因为可能改变葡萄牙，是因为可能在葡萄牙之外，在其他地方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可以继续存在。”

    “像种子随风飘散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。而风现在很大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贡萨洛与家人开会：伊内斯，莱拉，以及几位最信任的灯塔网络成员。气氛沉重。

    “我们需要做出抉择，”贡萨洛开门见山，“如果西班牙统治葡萄牙，佛罗伦萨可能不再安全。美第奇家族与西班牙关系复杂，他们可能被迫限制甚至驱逐我们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可以去哪里？”莱拉问。四十九岁，她是佛罗伦萨医学界受尊重的人物，有自己的学生和病人网络。离开意味着放弃二十年建立的一切。

    “可能性一：日内瓦。相对安全，但环境对新教更友好，对我们这样保持天主教身份但持异见的人可能也有限制。可能性二：波兰。克拉科夫大学相对宽容，有各种信仰的学者。可能性三：英格兰。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对新教宽容，但天主教徒受限制。可能性四：奥斯曼帝国。最宽容，但文化差异最大。”

    “或者，”伊内斯轻声说，“我们分开。”

    所有人都看着她。六十三岁的伊内斯依然保持着档案馆管理者的条理和清晰。“分散风险。不是所有人去同一个地方。贡萨洛和莱拉可以去波兰——那里的学术环境最适合你们的工作。我可以去英格兰——我有语言能力，可以继续整理和翻译文献。克里斯托旺可以去日内瓦，维持与改革宗学者的联系。”

    “但网络……”莱拉说。

    “网络可以适应地理分散，”伊内斯说，“过去二十年，我们已经建立了远程通信的方法。而且，如果我们在不同地方建立节点，网络实际上更安全：一个节点被破坏，其他节点仍在。”

    贡萨洛感到一阵心痛。与妻子分离？在老年时？但他们一起经历了太多：里斯本王宫的斗争，逃亡的艰辛，流亡的坚持。他看向伊内斯，看到她的眼神：不是放弃，是另一种形式的坚持——为了保存他们共同珍视的东西，接受分离。

    “我反对，”他说，声音沙哑，“我们一起。”

    “我也希望如此，”伊内斯握住他的手，“但如果一起意味着一起被摧毁，那么分离至少保存可能性。而且……不是永久。局势可能变化。几年后，也许我们可以重聚。”

    争论持续到深夜。最终，他们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：暂时不决定分离，但为分离做准备。复制关键文献，准备多份，确定每个潜在目的地的联络人，建立更安全的通信渠道。同时，继续关注葡萄牙局势，也许——微小的也许——事情会有转机。

    “转机可能来自唐·安东尼奥，”卡斯特罗说，“如果他能在民众支持下取得某种胜利，也许能阻止西班牙接管。”

    “但他缺乏军事力量，”贡萨洛摇头，“而菲利普二世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。除非……”

    “除非什么？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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